陳亮恭／住宿型長照機構的原罪？
衛福部公布一○六年老人狀況調查，顯示我國是高度仰賴家庭照顧的社會，長者照顧以配偶、子女為主，住宿型長照機構的比例僅占百分之五，這個數字在歷次調查差異不大，可謂是全球最低。日本自八○年代以來即維持在百分之十，日本在長照保險實施後住宿型長照需求上升，但為了管控長照財務，長輩常須等候數年方能入住。
在儒家文化薰陶之下，台灣是一個高度尊老的社會，自古以來家庭便是照顧的主體，西周時期即訂有法律處罰不孝的兒女，漢代董仲舒更立下「存留養親」的判例，家中若有高堂父母奉養，子女即使犯法也先留在家照顧，至父母辭世後執行刑罰，避免長者因子女犯錯而被另類遺棄，形成社會國家另外的負擔。
然而，在高度尊老與依靠家庭照顧的文化下，還是不免需要住宿型的長照，西元五二一年梁武帝設立了「獨孤院」，演變至隋唐的「悲田院」，乃至宋代以後的「養濟院」，就是以失能或久病的長者為主的照護機構，經費從政府預算到寺廟香油錢、地方政府經費、大善人捐款與自費入住，內容從單純的照顧孤苦到結合醫療的長照服務，乃至於私人長照機構齊備。歷史說明儒家社會依然需要住宿型長照的發展。
僅有百分之五的長者居住於住宿型長照機構的台灣，讓全球對於台灣家庭照顧的量能感到敬佩，但也常有疑惑，對於複雜個案而言，真的有辦法在家中得到優質的照護嗎？研究證明，中度以上的失智長輩在家中的照顧品質並未比機構好，不是家人不用心，而是這些長輩需要各種專業服務與大量人力，居家型長照服務往往難以因應，而社區型長照不見得能充分照顧複雜個案。然而，政府所推出的長照2.0卻排除了住宿型的長照服務，僅仰賴地方政府的社福預算（過去長照1.0的設計），針對低收入與中低收入戶重度失能長者補助住宿型長照。
以台灣的社會狀況而言，厚植居家與社區的照顧量能絕對是正確重點，也投入了大量經費，但入住機構的複雜個案卻由家屬自費支出，對於中產家庭而言，長輩入住護理之家、失智專區．乃至於養護機構都可能是住不起的負擔。由於政府補助住宿型長照不足，為減少民眾的負擔，採用行政力量或道德勸說管制收費標準，在萬物皆漲的情境下，經營日漸困難，讓具有高複雜照護需求長輩的家庭有走投無路的感嘆，除了自己四處尋找資源，每月需張羅一筆照顧費用，卻多數仍找不到合適機構，就算願意付費卻還一床難求。
在發展社區與居家型長照的大旗之下，住宿型長照機構的發展未受足夠重視，但這些長輩的照護需求與家庭負擔又該何去何從呢？台灣的家庭照顧量能極大，也願意照顧家中長輩，但現今家庭結構已非農業社會，薪資多年未漲的情況下，一般家庭支付費用更形窘迫。政府設計制度應針對家庭的需求而規劃，而非僅是落實學術理想，長照需要讓每個家庭能夠安心、讓各種照顧模式均衡發展，更需要為中產家庭減壓，是該認真思考補助住宿型長照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