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G20高峰會特別提醒，各國政府須面對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衝擊，而現有的退休金制度勢必將造成社會福利政策的負擔，僅依靠國家公共退休金制度生活者將首當其衝。此外，此趨勢也凸顯了「高齡貧困」的議題。
除各國政府應順應趨勢加強公共系統外，企業亦須協助員工保證個人的退休財務健全。
各國政府未來勢必持續調整退休金的政策，五年內，所有OECD國家中高齡人口扶養比，將達到3.3位工作者扶養1位65歲以上國民。隨著勞動力減少與退休金給付增加，完全賦課制的隨收隨付成本勢必提高。Deloitte《退休者的擔憂》報告中針對六個國家（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巴西和荷蘭）的公共退休政策和私人退休制度，以是否涵蓋充分性和可持續性作為評估標準。
其中，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的日本，其國家養老金體系持續性高，但收益充足程度仍低於水平。藉改變福利指數方案，逐步將強制性繳費率從2004年的13.9%提高到2017年的18.3%，以控制成本。
美國的預計增加幅度也不大，一旦現有的公共養老基金用罄，未來將改以甚麼形式補足這個缺口仍待討論；中國即便尚有充足的養老金福利，但也將面臨人口結構改變的情境。
且受到城鄉差距和人口紅利下降影響，預計2028年將首次出現累績養老基金的逆成長；荷蘭則採強制性的私人退休金規畫，透過私人與公共的退休財務計畫，使該國的替代率分布較為平均。
預計至2050年，上述六個國家中，中國、巴西和荷蘭的公共養老金成本在GDP中的占比將大幅上升。
放眼全球，除了現有的基金制度將面臨破產外，高齡貧困也將會是新議題。
具公共養老基金的國家如巴西和荷蘭，即透過制度有效降低該國65歲以上長者的貧困率。相較之下，中國、美國和日本的老年貧困度比率則高於17歲以下兒童。
現有退休金福利可說是以個人收入為基礎，間接導致退休階段的不平等現象，而近年人口結構改變，此現象更加惡化。相較低薪的族群、相較不須被討好的族群、城鄉間的差距與地域問題等，也是造成另一種不平等現象的原因。
在評估如何維持或降低退休者貧困率的同時，加強公共退休金制度將是一項挑戰。國際上，靠增加強制性付款及提高退休年齡固然有效，但其副作用有可能損害到弱勢族群。例如，提高個人領取退休金年齡，對於以勞動力為主，健康情況不佳的族群之影響，也是政府應思考的問題。
在目前低利率、低投資報酬率的經濟環境下，指望靠高的投資績效來負擔未來的養老退休金義務應該是遙望無際。因此，世界各國在退休金制度的重心已從確定福利制轉為確定提撥制。而未來責任的重心必將從雇主保證員工退休後生活轉為雇主協助員工保證自己的退休財務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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